• 汉朝刘衎行政

    汉朝刘衎行政

    中文名:刘衎,别名:刘箕子,国籍:西汉

    刘衎,原名刘箕子,是汉元帝刘奭的孙子,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刘衎的母亲卫姬,是汉宣帝妃子卫婕妤的哥哥卫尉卫子豪之女。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八月初九日,刘衎的父亲中山孝王刘兴去世。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年仅三岁的刘衎嗣中山王位。元寿二年六月初三日(公元前1年8月15日),汉哀帝刘欣去世,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说:“大司马董贤年少,不合众心。应交还印绶,撤销其官职。”董贤当日自杀。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掌丞相事。同年七月,派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立中山王刘衎。七月三十日,贬皇太后赵飞燕为孝成皇后,退居于北宫,汉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宫。孔乡侯傅晏、少府董恭等人都被罢免官爵,迁徙到合浦。九月初一日,刘衎即皇帝位,是为汉平帝,晋谒高祖庙,大赦天下。以次年(公元1年)为元始元年。汉平帝继位时,年仅九岁,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大司马王莽操持国政,百官聚于朝廷东厅以听取王莽的指示。下诏说:“朝廷每发布赦免令,是打算与天下重新开始,真心地希望百姓能洗心革面,以保全其品格与性命的。以往有关官员在量刑时多把赦令前所犯的过失重提,累增犯法者的罪过,甚至株陷无辜之人。违背了朝廷发布赦令是为了重信慎刑与希望有罪过的人涤心自新的原意。对于举荐的人才,也因为他在历史上曾犯过某种过错,以为不可信任,就废置而不举荐。这就完全背离了孔子说的‘赦小过,举贤才’的原则。对于虽有经济及品行方面的错误但无人告发而被举荐的人,一律不必查究。以便鼓励人才集中精力去追求进步,不因小的疵点而妨碍一个难得的人才。从现在起,有关机构的官员不必陈奏赦前所犯的过失。有不遵此诏书的为有亏皇恩,以违背帝诏论处。特明著此令,布告天下,使明知其事。”[page]后群臣奏言大司马王莽功德像周公辅成王一样崇高,特赐号为安汉公,对太师孔光等都加封,赏赐天下臣民爵一级。官吏在位二百石以上,试用期未满的都按已满看待。元始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6年2月4日),刘衎在未央宫复发心脏病,因医治无效,在未央宫去世(《资治通鉴》记载,王莽借着腊日向汉平帝进献椒酒,在椒酒中下了毒。汉平帝中毒害病而死。),时年十四岁,谥号孝平皇帝,葬于康陵(今陕西咸阳西25里处),王莽篡位后追加庙号为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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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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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朝刘衎行政

    元始四年(公元4年),设置西海郡,迁移天下犯禁的犯人到此处居住。又分出京师一部分建立前辉光、后丞烈二郡,更改十二州的名称,划分郡国所属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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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二、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中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三、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四、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五、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六、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尝百草,心系全民。《淮南子》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韩非子·五蠹》说:"民食蛤,腥躁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记载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及先民们在采集活动中,逐渐发现,由于误食了某些动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疼、昏迷、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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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皇五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即已确立。在“三皇五帝”的世系之中,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左传》、《管子》、《周易》、《庄子》、《国语》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伏羲的记述,在正史中,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历史地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和对远古各部族研究的进展,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早期血脉来自于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群,到秦汉之际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血脉。炎帝和黄帝是华夏族的代表,伏羲是各族共同尊奉的先祖。在当代社会,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伏羲创世神话和祭祀伏羲的习俗。伏羲作为“有大智”的思考者和发明创造者,作为各民族团结协作、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象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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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甲军队编制

    基本概况

    孔甲时期,夏朝军队的武器装备以远射程的弓矢和戈矛等长兵器为主。已发现的兵器最常见的是箭头。石镞、骨镞的型制很多,有柳叶形、扁圆形,而更多的是骸身作三棱、扁三棱、四棱或圆体三棱锋,多数磨制较精,棱角锋利,有短铤,以便插入箭杆,少数无铤扁三角形或燕尾形的,也多磨出侧刃。由于需要量增多,锋利而加工较易的蚌镞也多有发现,而随着青铜冶铸的发展,骸这种消耗量大的远射程武器也开始用铜制作。

    孔甲时期,夏朝作战方式为徒步格斗

    ,徒兵(步兵)是主要兵种。偃师灰嘴遗址二里头文化层中发现2件石戈,援扁平,锋锐利,有棱脊,援后端有穿。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则出土有铜戈,通长32.5厘米、援长20.8厘米、宽3.8-4.8厘米、内宽3.9厘米。直援曲内无阑,援中起脊,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而下,到近刃处又凸起增厚,形成一道沟。刃与锋较锋利,援略宽于内,援内交接处呈直角。内中有穿,穿援之间有安秘痕。内后端铸有凸起云纹,制作很精。《尚书·甘誓》有“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的记载,说明战车已用于作战,车上成员有左、右、御的区分。夏王对作战人员有强制性的军纪约束和奖惩规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据今所见夏朝的铜镞有的和石、骨、蚌镞相似,如堰师二里头遗址出有扁叶形和断面梯形、三棱尖戈也是新型的兵器。

    史料研究

    孔甲时期,军制留存史料很少,但有限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表明,它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夏朝脱胎于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掌握国家政权的夏后氏只是众多部落中力量最强大者,处于天下“共王”的地位。与其共主政体相适应,夏后氏建立以奴隶艾贵族为骨干、平民为基础的国家军队。作战时,夏王根据需要,或征集点接统治地区的平民,或同时征召直接统治区以外的异姓部落出战,实行居则为民、战则为兵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夏朝车队编制不详。

    《左传·哀公元年》有关于夏王少康以“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复国的记载,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旅”是军队兵员建制单位。有学者认为,队按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组织,以十进制编成。夏王为最高统帅。夏启消灭有启氏的甘之战中,所辖“六事之人”,亦称“六卿”,当是分工不同的六个奴隶主贵族首领,他们平时治理民事,战时担任作战指挥。赖以“守邦”。起止时间有多种说法,通行之说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这一时代,国家已经形成,军队随之产生。反映奴隶阶级意志的车事制度相应出现。

    孔甲社会制度

    孔甲时期,夏朝奴隶主要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中得到的俘虏转化而来,也有一部分是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在夏朝,奴隶名目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称“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称“牧竖”或“隶圉”;奴隶主家内的奴隶则叫“臣”(男性)和“妾”(女性)。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被奴隶主成批地赶到农田里去种地、放牧,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可以随意的把奴隶关进监狱,施以重刑杀害。当时整个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平民阶级。奴隶主大多是由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他们在交换中夺取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扩大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上古文献中的“百姓”指的就是这一阶级。他们整天沉迷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之中,而不管奴隶们的死活。

    王室分封诸侯,除保持它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国建立新氏,大夫以邑为氏。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姓氏的区别建立各自的宗族关系。由于奴隶制国家组织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不断发展起来,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沿袭旧的氏族组织的遗制,但在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所以在国家形成之后,各级贵族组织仍然要保持旧的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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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承王位周夷王姬燮,姬姓,名燮,是周共王姬繄扈之孙,周懿王姬囏之子。周懿王继位后,将姬燮立为太子。周懿王八年(公元前892年),姬燮的父亲周懿王去世,周懿王的叔父、姬燮的叔祖父姬辟方继位,是为周孝王。周孝王六年(公元前886年),周孝王去世,诸侯和大臣们共同拥立太子姬燮继位,是为周夷王。煮杀齐君周夷王二年(公元前884年),蜀国与吕国派遣使者向周王朝进贡,进献琼玉给周夷王,周夷王在黄河边上用宾客之礼接待。周夷王三年(公元前883年),纪国国君纪炀侯向周夷王进谗言,陷害齐国国君齐哀公,周夷王于是烹杀(古代一种酷刑,施刑者将犯人衣服脱光,推入一个如成人般高的大锅中,放在柴火上烹煮。犯人大多因灼伤而死,有些甚至全身烧焦)齐哀公 ,并改立齐哀公之弟吕静为君,是为齐胡公。周夷王六年(公元前880年),周夷王在社林打猎,捕获一头犀牛。出兵伐戎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79年),周夷王派遣虢国国君率领六军之师攻打不服王命、常来侵扰的太原之戎,一直打到俞泉,获得一千匹马。衰落去世当时,周王室处于衰落阶段,一些异姓诸侯国,乘国家衰落之际,便不来朝见进贡 ,甚至进攻周王室,起兵叛逆,态度十分嚣张,楚国国君熊渠便是其中的代表。熊渠僭越制度,仿效周天子,将其三子分封为王。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78年),周夷王患病,使他不能治理国事。同姓诸侯十分忧虑,祈求天神保佑,但是依然不能挽救周夷王的生命,周夷王最终病逝 ,谥号夷王。周夷王死后,由其子姬胡继位,是为周厉王。

    详细点击:【周朝:姬燮】

  • 武乙政治

    武乙在位时期,商朝国势已经逐渐衰落,政治观念和礼制方面开始产生变化,传统的天神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武乙便是其中的代表。

    武乙军事

    武乙在位时期,商朝东方的部族东夷逐渐强盛起来,他们分别迁移到淮河、泰山一带,其势力更是达到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

    武乙南北征伐,先是征伐旨方。旨方在商朝的西部,势力比较强大,武乙在位时多次调动重兵加以征伐,参战军队常常在几千人以上。最后武乙征服旨方,俘虏二千余人,多数作为奴隶。武乙还曾经出兵讨伐并征服南方的诸侯国归国(在今湖北省秭归县境内),屠杀很多当地百姓。

    武乙外交

    武乙在位时期,周部落首领季历曾前来朝见。

    详细点击:【商朝:武乙】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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