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朝司马迁著名人物介绍

    汉朝司马迁早年经历

    中文名:司马迁,别名:司马子长,国籍:西汉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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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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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朝司马迁早年经历

    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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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方朔史载故事

    割肉遗妻

    东方朔做常侍郎的时候,汉武帝有一次在伏天赏赐肉给侍从。然而负责分肉的太

    东方朔画像官丞却迟迟未来。东方朔便独自拔剑割肉,并对他的同僚们说:“伏天应当早点回家,请允许我接受天子的赏赐。”随即把肉包好怀揣着离去。后来太官丞将此事上奏汉武帝。武帝便问东方朔:“昨天赐肉,你不等诏令下达,就用剑割肉走了,是为什么?”于是东方朔脱帽跪谢请罪。汉武帝说:“先生站起来自责吧!”东方朔再拜说:“东方朔呀!东方朔呀!接受赏赐却不等诏令下达,这是多么无礼呀!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呀!割肉不多,又是多么廉洁呀!回家送肉给妻子吃,又是多么仁爱呀!”汉武帝听罢笑着说:“让先生自责,没想到你竟反过来称赞自己!”于是又赐给他一石酒、一百斤肉,让他回家送给妻子。

    岁更其妇

    东方朔任郎官时,汉武帝时常给他赐食。东方朔每次吃完后便把剩下的肉揣在怀里打包带走,衣服脏了之后汉武帝又赏赐他绸绢。东方朔便将汉武帝赏赐的财物全部用于娶长安城年轻漂亮的女子。然而每位女子都是娶回来一年就被抛弃,再重新迎娶。

    大隐于朝

    汉武帝身边的郎官大多数人认为东方朔是疯子,武帝则认为东方朔若是不行荒唐之事,身边的郎官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而东方朔自己则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隐居在朝廷中的人。古时候的人皆隐居深山之中。东方朔时常在酒席中饮酒畅快之时便唱:“隐居在世俗中,避世在金马门。宫殿里可以隐居起来,保全自身,何必隐居在深山之中,茅舍里面。”

    驺牙归义

    有一次建章宫出现了一只长的像麋鹿的动物,但是没有人认识这只动物。汉武帝便命令东方朔来看。东方朔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请赐给我美酒好饭让我饱餐一顿,我才说。”武帝应允。吃过酒饭,东方朔又说:“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陛下赏赐给我,我才说。”武帝再次答应。于是东方朔说道:“这只动物叫驺牙。当远方有前来投诚的事情,驺牙便会先出现。它的牙齿前后一样,大小一致而没有大牙,所以它叫驺牙。”后来过了一年左右,匈奴混邪王果然带领十万人来归降汉朝。武帝于是又赏赐东方朔很多钱财。

    东方朔后世传说

    善哉瞿所

    汉武帝游上林苑时看见一棵好树,问东方朔树名,东方朔说:“此树名叫善哉。”汉武帝暗中让人标记这棵树。过了数年之后,再次问东方朔此树之名,东方朔回答说:“此树名叫瞿所。”武帝于是说:“东方朔欺骗我很近了啊,此树的名字为何与之前说的不一样呢?”东方朔回答道:“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昨日的善哉今日已长成瞿所。生老病死,万物成败,哪里有定数?汉武帝于是大笑。”

    怪哉怪哉

    汉武帝游幸甘泉宫,看到驰道中有一只红色的小虫,头部的牙齿耳鼻都有,但是没人认识。汉武帝于是让东方朔来观看,东方朔看完之后回答说:“此虫名叫怪哉。曾经此地关押了很多无辜的人,众人哀愁怨恨,都仰首叹息:“怪哉怪哉!”藉此而感动了上天,因愤而生,所以名叫怪哉。此处必定是当年秦朝的狱所。“汉武帝当即翻阅地图,果然如东方朔所说。汉武帝又问:“如何驱赶这种虫子呢?”东方朔回答:“但凡有忧愁的人,以酒则解愁,陛下用酒灌它自然就消失了。”于是武帝使人将虫子放置在酒中,过了一会儿果真消散。

    上林鹿死

    汉武帝时有人因为擅自杀了上林苑的鹿,被有司判为死罪。东方朔对武帝说:“这个人确实该死,理由有三:一是使陛下因为一头鹿而杀人,这是第一个该死的理由;让天下人知道陛下看重鹿而轻人命,这是第二个该死的理由;匈奴有犯边的急情,需要鹿的角撞死匈奴兵,这是第三个该死的理由。”汉武帝听了之后不说话,然后赦免了杀鹿的人。

    不死之酒

    汉武帝斋戒七天,遣峦大带来数十名男女去君山寻不死药。峦大得不死酒而归。汉武帝想要喝时,东方朔说:“我能识别这酒的真假,陛下请看。”说罢便饮了一口。汉武帝烦怒想要杀了东方朔,东方朔说:“陛下如果杀了臣,就证明这酒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喝了能够不死,那么陛下就杀不死臣。”于是汉武帝赦免了东方朔。

    劫后余灰

    汉武帝凿昆明池,挖了非常深,挖出来的都是灰黑色的灰,没有土。举朝官员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此汉武帝召来东方朔问。东方朔说:“臣愚昧不知道这个原因,陛下可以尝试去询问西域的胡人。”汉武帝认为东方朔不知道,又难以找到西域胡人询问。待到汉明帝时期,外国的胡人来到洛阳,当时有人记起东方朔所说的话,便试着问武帝时期灰黑色的东西。胡人说:“天地的大劫快要来临时,就会有劫烧,那灰黑色的东西便是大劫燃烧后余下的灰烬。”世人才知东方朔所言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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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艾北迁汝南

    邓氏曾经是南阳新野一带的大族,但邓艾的家世已经不能详考。邓艾自幼丧父,邓艾生活在战争频发、社会动荡的年代,生活在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兼并剧烈的中原,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不过,邓艾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安十三年(208 年),曹操攻下荆州后,曾强行将当地人民北迁,邓艾及其母亲、族人便在这时被强迁到汝南(今河南上蔡)作屯田民。因年幼,邓艾最初是当放牛娃。但他从小有大志向,决心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十二岁时,又随母至颍川,读到已故太丘长陈寔碑文中的两句“文为世范,行为士则”,欣然向慕,于是自己命名为邓范,字士则。后来,宗族中有与他名字相同者,遂改今名。

    在屯田民中,有才学的人很少,邓艾凭其才学被推荐为典农都尉(相当于县)学士,由此可以担任典农都尉的佐、干等下级官吏,以后如有劳绩还可能逐步升迁,这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改换门庭的进身之路。但因为口吃,典农都尉认为他不适于担任重要职务,便指派他充当做一名看守稻草的小吏。同郡一长者见其家贫,经常资助他,而邓艾开始时没有表示感谢。

    邓艾喜欢军事。每见高山大川,都要在那里勘察地形,指划军营处所,遭别人讥笑也不介意。

    当时,出身贫寒的屯田部民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邓艾平淡地过了近二十年。后来总算当上了典农功曹,帮助管理屯田。一次,邓艾上洛阳去呈报,有机会见到洛阳太尉司马懿。司马懿很赏识他的才能,征召他为太尉府的掾属,后升任尚书郎。

    邓艾人生转折

    遇到司马懿,可以说是邓艾一生的重大转折。正始(240—249)初,魏国准备在东南一带进行屯田,积储军粮,对付吴国,因此就派邓艾前往视察。邓艾从陈县(今河南淮阳)、项县(今河南沈丘)一直巡视到寿春。经过考察,邓艾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第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他认为:“土地肥沃,可惜水少,不能够充分利用土地。应当开挖河渠,引水灌溉,广积军粮,又开通漕运的水路。”于是,便著《济河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邓艾还认为:“从前平定黄巾之乱,为此而屯兵开田。在许都积蓄了许多粮食,目的在于控制天下。而今三面已平定,但淮河以南还有战事,每当大军南征,仅用于运输的兵力就占去一半,耗资很大,劳役繁重。陈、蔡之间,土地肥沃,可以减省许昌周围的稻田,引水东下。而今淮河以北屯兵二万人,淮河以南屯兵三万人,按十分之二的比例轮休,常有四万人,边种田边戍守。风调雨顺时,收成常常是西部的三倍多。扣除兵民的费用,每年用五百万斛作为军资。六七年间,可以在淮河上游积蓄三千万斛粮食。这些粮食够十万军民吃上五年。凭着这些积蓄进攻东吴,可无往而不胜啊!”

    司马懿看后,非常满意,采纳并实施了。从正始二年(241年)起,魏国在淮南、淮北广开河道,大举屯田。北以淮水为界,自钟离以南,横石以西,至沘水源头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京都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从此,淮水流域的水利和军屯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魏国在东南的防御力量也大大加强。每当东南有战事,大军便可乘船而下,直达江淮。军资粮食有储备,又没有水害。这些,都是邓艾的功劳。

    可以说,曹魏政权能在三国中始终保持实力最强,特别是后期,邓艾的许多政治主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始四年(243年),邓艾出任参征西军事,转任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太守。

    嘉平元年(249年)秋季,蜀汉卫将军姜维督军进攻雍州(今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依傍曲山(今甘肃岷县东百里)筑两城。姜维熟悉陇西风俗民情,欲诱羌胡归蜀,以控制该地区。派牙门将句安、李歆等人驻守,并联合羌胡人进攻附近各郡。司马昭以安西将军、持节,为各军节度,邓艾也参加了这次战争。征西将军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统兵抵御。

    陈泰认为:“曲城(今甘肃岷县东漳南)虽然坚固,但是远离西蜀,道路险峻,粮食只能长途运输;羌胡的人质们害怕为姜维服劳役,也一定不会长久配合。如今只要我们围而攻之,兵不血刃就能夺取麴城。西蜀虽然可能发来救兵,但山道险阻,也不会很快到来。”郭淮从其计,遂采取围城打援策略,命陈泰讨蜀护军徐质,邓艾进围曲城,切断交通及水源,曲城蜀军困窘不堪。姜维领兵救援,进至牛头山(甘肃岷县东南,洮河南岸),为陈泰军所阻。司马昭出骆谷向汉中,郭淮率军进逼洮水,企图切断姜维退路。姜维迅速撤回。句安、李歆等人孤立无援,献城投降。

    郭淮遂率军西击羌人各部,邓艾说:“敌兵撤离不远,也许很快就反扑过来,应当分兵行动,以免发生意外。”郭淮就留邓艾屯白水(今甘肃白龙江)北岸,以防蜀军反攻。三天后,蜀军果然复返,姜维派廖化在白水南岸扎营,和邓艾迢遥相对,却不向魏进攻。邓艾对诸将说:“姜维突然返回,我军人少,按常理,他们应渡河而不必设桥。这是姜维想使廖化来牵制我军,不让我们动兵。姜维一定会从东边袭击洮城。”洮城(今甘肃临潭西南)在白水之北,距邓艾驻地六十里。邓艾于当夜抢占洮城,不久,姜维果然率重兵奔袭洮城。姜维见魏军已抢占洮城,遂撤军退走,魏军得以不败。

    邓艾因功受赏

    邓艾因功被赐爵关内侯,加讨寇将军,后又迁升城阳(治所在今诸城东北)太守。

    当时,并州右贤王刘豹把匈奴合成一部。邓艾上表说:“戎狄有野兽之心,不讲道义。他们一强大起来就施行暴力;一旦衰弱,就顺附朝廷。正因为如此,周宣王时,有戎狄南侵,逼近周都之事;汉初时,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的四十万大军包围在平东南的白登。每当匈奴强盛,以前各个朝代都认为这是最大的忧患。当单于远居塞外时,朝廷对于匈奴单于及其部属,均不能直接控制。诱导单于前来,叫他归顺,因此才能使羌夷失去统帅,群龙无首。因为单于居于内地,就使周围诸胡人部落得以安顺。而今南单于虽然留于都城,但他们与部属日益疏远。与此同时,右贤王刘豹居守边域外,部落兵力极为强大,对朝廷构成威胁。这是我们不能不防备的。听说刘豹手下有人叛变,应当就势将其分割成两个国家,以便削弱刘豹的势力。建安初,右贤王去卑侍卫汉献帝,拒收李傕、郭汜,车驾还洛阳,然后归国。他的功绩在前代颇为显赫。但是他的后代未能继承他的遗业,应当给他加封显号,让他们居守雁门,远离国土,以此削弱敌势,让他们羡慕并企求也立有先辈功勋,为国效命。这是保卫边疆的长远大计。”邓艾还说:“凡羌胡与汉民同居一处的,应当渐渐将他们分离,使居编民之外,得以尊崇分辨廉耻的教义,堵塞犯法作乱者的路径。”大将军司马师新出任辅佐政事,对邓艾的建议多所采纳实行。不久,邓艾改任汝南太守,到任后,访求过去厚待自己的同郡长者,可惜长者已死,于是派官吏前去祭祀,对其家厚加赏赐。邓艾每到一地,就提倡垦荒,发展生产,史书上说:“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由此可见,他在这方面是做得很有成效的。

    嘉平五年(253年)二月,吴太傅诸葛恪取得东兴之战胜利后,恃功轻敌,不顾群臣劝阻,再次兴师攻魏。围合肥新城(即合肥新城,今安徽合肥西北),久攻不下,被迫退归。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死,旧大臣不归顺新朝。东吴著名的宗族大姓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凭借武力,倚仗权势,完全可以独霸一方。诸葛恪刚刚把持朝政,国内没有众所期望的君主,他不考虑如何安抚上下,以便稳定政权,却对外频繁用武,虐待自己的人民,以全国的军力攻打合肥这座坚固的城池,死者不下数万,大败而归,这是诸葛恪自取灭亡的末日。从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曾得到各自国家君主的重用。君主死,他们自己也就末日临头了。更何况诸葛恪的才能远远不能和上述四位贤能之士相比。但是他又不慎重考虑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其自取败亡,为期已经不远了。”

    邓艾体恤民众

    不久,邓艾迁升兖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他看到有些地方宫不重视农业生产,专事交游请托,作风浮华不实,又上书建议说:“一个国家最当务之急不外有二,一是农业,一是战备。国家富裕了,军备才能强盛,才能战无不胜。而农业,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孔子说过:‘粮食丰足,兵力才能丰足。’粮食的重要性实在兵力之上。如果朝廷不设奖鼓励,那么下面百姓则不会用劲地去积储财富。今应设立奖赏,鼓励人们广积粮食,这样,就使得游说奔波及华而不实的风尚得以杜绝。”

    正元元年(254年),高贵乡公曹髦即位。这时,司马氏代魏的局面明朗化了。司马氏世袭中外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己,擅行废立,屠戮政敌,党附曹魏皇室的将领遂先后举兵反抗。同年,司马师诛杀夏侯玄后,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恐受株连,蓄谋举兵。

    正元二年(255年)正月,他们假称受郭太后诏书,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起兵,传檄州郡,讨伐司马师。邓艾杀使者,兼程进军,抢先奔赴乐嘉城(今河南商水境),建造浮桥,这样司马师到达后,才得以占据乐嘉。文钦因落在大军后面而战败于城下。邓艾追击文钦至丘头,文钦逃奔吴国,降于吴丞相孙峻。

    孙峻等魏国内乱之机率军号称十万,想要渡江。魏镇东将军诸葛诞派邓艾据守肥阳。邓艾认为肥阳离敌太远,非要害之地,便转移到附亭驻扎,并派泰山太守诸葛绪等在黎浆拒敌作战,击退了吴军。

    同年,朝廷任命邓艾为长水校尉。并因为他打败文钦等一系列战功,进封为方城乡侯,代行安西将军职务。

    同年七月,蜀汉卫将军姜维乘大将军司马师病亡,督车骑将军夏侯霸、征西大将军张翼等数万人攻魏。八月,到达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遂向狄道(今甘肃临洮)进军。征西将军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率所部进驻狄道,待他率主力自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到达后,再钳击蜀军。王经不俟陈泰军至即擅击蜀军,先后败于故关(今甘肃临洮北)、洮西,大部伤亡或逃亡,残部万人还保狄道。姜维乘胜围狄道城。

    邓艾壮士解腕

    大将军司马昭命邓艾出任安西将军,与陈泰并力抗击蜀军,并遣太尉司马孚为后援。此时邓艾等人认为“王经的精兵在西边战败,贼军士气很旺盛,乘胜的军队不可抵挡,而将军带领乌合之众,跟在战败的军队后面,将士们丧失了斗志,陇右动荡不安。古人有这样的话:‘蝮蛇咬了手,壮士就砍掉自己的手腕.’孙子兵法说:‘车队有时不去进攻,地方有时不用把守。’这是在小的方面有损失而在大的方面得到保全的缘故。现在陇右的灾难,比毒蛇还要过分,狄道这地方,不只是不能把守的问题。姜维的军队,这是我们应该避开的锋芒。不如分割险要防守,观察敌人的破绽,等待敌人疲惫,然后再进军救援,这才是获胜的计策。”

    陈泰却说:“兵书说‘修治大盾牌和攻城的战车,要三个月才能完成,筑起土山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完工’。这确实不是轻兵深入,凭姜维的诡计所能仓猝办到的。姜维孤军深入,粮食供应不上,这是我们迅速进军打败敌人的时机,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是必然的形势。”

    最后陈泰阻止了邓艾放弃狄道的错误建议,三路魏军合在一起,准备解围狄道。姜维督军沿山进攻,被魏军击退。陈泰扬言截断蜀军退路,蜀军震恐,遂于九月二十五日撤军退走钟堤(今甘肃临洮南),狄道之围遂解。

    于是,朝廷任命邓艾为安西将军,假节,兼任护东羌校尉。此时,魏军多数人认为姜维已经力竭,不可能再出兵北向。邓艾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洮西的失败,可谓不小,军心溃败,仓库空虚,老百姓流离失所,几乎一败涂地。现在来看,敌人有乘胜追击的势头。而我方虚弱不堪,这是第一原因。敌人上下官兵级级相通,兵器锐利。而我方将领换了,士兵大多是新补充的,武装器械也都陈旧,这是第二个原因。敌人乘船行进,而我们靠步行,敌逸我劳,这是第三个原因。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自都需要守备的兵力,他们专心进攻一城,而我方则一分为四。这是第四个原因。从南安、陇西,要征用羌人的粮食,如果向祁山进军,麦浪千里,很容易搞到粮食,这是第五个原因。敌人也有狡诈的计谋,他们一定会来进攻的。”分析了以上情况后,他断言姜维还会伺机进犯,加紧备战。

    甘露元年(256年)六月,蜀大将军姜维与镇西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邦(今甘肃天水)会合。七月,姜维率先出兵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闻邓艾有备,乃改从董亭(今甘肃武山南)攻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邓艾则率军抢占武城山(今甘肃武山西南)据险拒守,与之相持。姜维见地利已失,强攻不克,乃于当夜渡渭水东进,沿山路进取上邽。两军战于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胡济失期未至。邓艾大败蜀军,蜀军士卒溃散,死伤甚众。姜维败归,自请贬为后将军。此战,邓艾战前料敌准确,战中因机制变,始终掌握着战役主动权,为后世防御作战留下了宝贵经验。同年,曹髦下诏褒奖邓艾,命邓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邓忠为亭侯。

    邓艾屡战姜维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魏将诸葛诞联合东吴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昭。司马昭调关中兵力东下讨伐诸葛诞。蜀大将姜维乘机攻魏秦川(渭水流域)。十二月,姜维率兵数万出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到达沈岭(今陕西周至南)。当时,魏在长城(今陕西周至南)积存大量军粮,且防守薄弱。邓艾(时为安西将军)和征西将军司马望恐姜维袭夺长城,立即合军据守。姜维军进至芒水,依山为营。邓艾、司马望率军近水筑寨。蜀军多次挑战,邓艾、司马望坚守不出,两军长期对峙。次年三、四月间,姜维闻诸葛诞败亡,只得引军而还。邓艾因功升任征西将军,前后共增食邑六千六百户。

    景元三年(262年)十月,蜀汉大将军姜维起兵再度攻魏,攻入洮阳境。邓艾率兵迎战。邓艾分析,姜维悬师远征,战线长,给养困难,难以持久。于是,抢占有利地势,在洮阳以东的侯和(今卓尼东北)设阵,以逸待劳,阻击蜀军,双方激战后,魏军发起反击,蜀军败逃,姜维退往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

    同年,总揽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制定先灭蜀再顺江灭吴的战略,任命司隶校尉钟会为镇西将军前往关中整军备战。

    景元四年(263年)八月,魏军兵分三路伐蜀:征西将军邓艾率兵三万余人,由狄道(今甘肃临洮)进军,以牵制蜀大将军姜维驻守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的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余人,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以切断姜维退路;钟会率主力十余万人,欲乘虚取汉中,然后直趋成都。以廷尉卫权为镇西军司马,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由大将军司马昭统一调度指挥。

    蜀军派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军往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等前往阳安关口拒守。令汉中诸将放弃汉中外围据点,收缩兵力退保汉城(今陕西勉县东)、乐城。由于蜀军未对咽喉险道斜谷、骆谷、子午谷严加防守,被魏魏兴太守刘钦占领。钟会遂几路并进,直入汉中,留二万人围汉、乐二城,自率主力直下阳安关口,斩蜀将傅佥,收降蒋舒,继克关城(今陕西阳平关),长驱南下。

    邓艾偷渡阴平

    邓艾命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地,命令陇西太守牵弘等人邀击姜维的前部,而命令金城太守杨欣进击甘松。姜维闻钟会等部已入汉中,知汉中难保,急摆脱邓艾,退往阴平。杨欣等人追击,直到疆川口,双方大战,姜维败退,为抢先占桥头(阴平东南)的诸葛绪所阻。姜维从孔函谷佯作向北欲绕道而东,作出出兵攻击诸葛绪后部的样子,诱使诸葛绪离开桥头三十里向北堵击时,姜维乘机迅速通过桥头,与廖化、张翼等合兵,据守剑阁。诸葛绪赶去阻截,差了一天,没有赶上。

    邓艾进至阴平,欲与诸葛绪合兵南下。诸葛绪不从,领军东向靠拢钟会。钟会欲专军权,诬告诸葛绪畏敌不前,将其押回治罪,随即统领大军南下,被姜维阻于剑阁。剑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姜维凭险据守,钟会攻剑阁不下,无计可施。时魏军因军粮不继,钟会准备退兵。

    邓艾上书说:“如今贼寇大受挫折,应乘胜追击。从阴平沿小路、经汉德阳亭,奔赴涪县,距剑阁西有百余里,距成都三百余里,派精悍的部队直接攻击敌人的心脏。姜维虽死守剑阁,但在这种情形下,他一定得引兵救援涪县。此时,钟会正好乘虚而入。如果姜维死守剑阁而不救涪县,那么,涪县兵力极少。兵法说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进攻其空虚之地,一定能打败敌人。”

    十月,邓艾趁姜维被钟会牵制在剑阁,率军自阴平沿景谷道东向南转进,南出剑阁两百多里,钟会也派部将田章等跟进。邓艾率军攀登小道,凿山开路,修栈架桥,鱼贯而进,越过七百余里无人烟的险域。山高谷深,至为艰险。途中,粮运不继,曾多次陷入困境。部队走到马阁山,道路断绝,一时进退不得,邓艾身先士卒,用毛毡裹身滚下山坡。邓艾率军出其不意地直抵江油,迫降守将马邈。蜀国卫将军诸葛瞻(诸葛亮子)从涪城回到绵竹,列阵等待邓艾。

    邓艾派其子邓忠攻打诸葛瞻的右翼,司马师纂攻其左翼。邓忠、师纂失利,退回,对邓艾说:“贼兵坚守牢固,很难击破。”邓艾大怒,说:“生死存亡之际,全在此一举,还说什么可与不可!”大声叱责二将,并要将其斩首。二将策马奔回,挥军再战,邓艾也亲临督战,终大破蜀军,遂克绵竹,斩蜀将诸葛瞻及尚书张遵等人。

    绵竹陷落后,蜀军全线崩溃。邓艾乘胜进击,一鼓作气攻陷雒县(今四川广汉北),逼近成都。蜀后主刘禅惊恐失据,感到大势已去,在主降派劝导下,派人送上皇帝的印绶,并写信到邓艾那里请降。邓艾率军入成都,蜀汉灭亡。刘禅又派人去前线命令姜维等投降,姜维等得到命令,便到钟会军中投降。

    此战,邓艾趁两军主力相持之际,率偏师出奇兵,进行大纵深迂回穿插,绕过蜀军的正面防御,直捣蜀都成都,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奇袭战例。

    邓艾入成都,刘禅率领太子、诸王、群臣六十多人绑住自己、抬棺至军营拜见。邓艾手执符节,解开绑缚,焚烧棺材,接受投降,并宽恕了他们。邓艾约束部众,进城后,没有发生抢掠。他安抚投降的人员,使他们复任旧业,受到蜀人的拥护。

    邓艾居功被杀

    在巨大胜利面前,他擅自循东汉将军邓禹以前作法,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大批官吏。他拜刘禅行骠骑将军、蜀汉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对蜀汉群臣,则根据其地位高低,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员,或让他们领受自己属下的职务。

    邓艾任命师纂兼领益州刺史,任命陇西太守牵弘等人兼领蜀中各郡郡守。派人在绵竹把作战中死亡的战士跟蜀兵死者一起埋葬,修筑高台作为京观,用以宣扬自己的武功。

    邓艾建此大功,深感骄傲,并且常常显示夸耀,引以为荣。他曾对蜀国士大夫们说:“诸位幸亏遇上我,所以才有今日。如果遇上像吴汉这样的人,你们早被杀掉了。”他还说:“姜维自然是一时的雄杰,但与我相遇,所以穷途末路。”有识之士见他如此矜夸,背地里往往嘲笑他。

    这些,成了野心家钟会置他于死地的口实。

    姜维等人降于钟会后,钟会大喜,迫不及待地上表向司马昭表功。

    十二月,司马昭上表让魏元帝曹奂下诏书,褒奖邓艾的功绩,书曰:“邓艾张扬武力,振奋国威,深入敌人腹地,斩将拔旗,消灭敌首,使得伪称帝王的人引颈自杀,通缉多年的罪人,一朝之间就给平定了。打仗不超过预定的时间,战斗很快结束,席卷西部,平定巴蜀。即使白起攻破强大的楚国,韩信奋力打败强劲的赵国,吴汉擒捉公孙述,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若论功绩,他们都还比不上邓艾。因此策封邓艾为太尉,增加封邑二万户。封其两个儿子为亭侯,各得封邑千户。”

    统帅钟会也进位司徒,封县侯,增邑万户,其子二人也都封为亭侯。

    当邓艾灭蜀之后,便向司马昭提出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准备采取的措施:“兵家讲究先树立声威,尔后才真正以实力进攻。今凭借平定西蜀的声威,乘势伐吴,正是席卷天下的有利时机。但是大举用兵之后,将士都已感到十分疲劳,不能轻易动兵,暂且缓缓再说,先留陇右兵二万人,巴蜀兵二万人,煮盐炼铁,为军事和农业作准备,同时建造船只,事先准备日后沿江讨伐东吴的事宜。做完此事后,布告天下,让东吴知道他们所面临的局势,明白利害关系,吴国一定归顺。这样,就不用征讨而可以平定东吴了。而今当厚待刘禅,以便招致吴景帝孙休归顺;安抚士卒平民用来招致远方的人。如果将刘禅送到京城,东吴的人认为这是软禁流放,这对于劝他们归附之事实在不利。应当暂且留下刘禅,等待明年秋冬,到时东吴也完全可以平定了。可以封刘禅为扶风王,赐给他资财,派人服侍,让他享受。郡内有董卓坞作为他的宫室。封赐他的儿子为公侯,分郡中一县为食邑,用以显示归顺朝廷所获得的恩宠。设置广陵、城阳为王国,以待吴主孙休投降。那样,东吴就会畏惧威德,望风归顺了。”

    邓艾一心筹划灭吴之策,他的种种建议实具远见卓识。然而他擅自承制拜官,钟会修改他和司马昭之间的通信,把邓艾的上表改成傲慢无礼。

    于是司马昭让监军卫瓘告诫邓艾:“此事应上报,不宜马上实行。”

    邓艾的再次上言,说:“我受命征讨,有皇帝的符策。敌人首领既然已经投降,应当按照旧制予以官职,以便安抚他们,这是符合时宜的。而今蜀国全部归顺,我们的疆域已经到了最南端。东边与吴会接壤,应当早日平定。如果等待朝廷命令,往返道路,耗费不少时日。《春秋》有这样的话,大夫出守外地,如果遇有保卫国家、有利国家的事,专断是可以的。而今东吴未平,地势与巴蜀相连,不应当拘泥于常法而失去时机。《孙子兵法》说道:‘前进不是为了名誉,后退不怕罪责。’我邓艾虽没有古贤人的风范,但还是想不自我嫌弃以损害国家的利誉。”

    而钟会见邓艾居功自恃,乘隙向司马昭诬告其谋反,说他作的事情悖逆不道,已经露出叛乱的苗头。于是,朝廷下诏书派监军卫瓘逮捕邓艾父子,用槛车将其送到京都来,邓艾仰天长叹:“我是忠臣啊,居然到这种地步,白起的境遇,于今又重现了。”

    景元五年(264年)正月十五,钟会抵达成都,将邓艾押往洛阳。这时,钟会麾下有魏、蜀军队二十余万。钟会排除了有灭蜀大功的邓艾,又掌握庞大的远征军,遂密谋反叛。司马昭对钟会怀有野心早有戒备,遣中护军贾充率一万步骑入蜀进占乐城,随即亲率十万大军进驻长安,使钟会措手不及。钟会遂扣押魏军所有将领,并出示废黜司马昭的所谓太后遗诏,蜀降将姜维怂恿钟会诛杀被扣将领,预谋趁机杀掉钟会,恢复蜀汉。因钟会迟疑而消息泄露,十八日中午,护军胡烈之子胡渊率烈部众擂鼓呐喊而出,各营官兵为营救本部将领也一起响应,蜂拥杀入蜀宫,被拘宫内的将领们冲出与其部众会合。双方在宫城内外展开激战,斩姜维、钟会及部众数百人,杀蜀太子刘璇和姜维妻子。魏军大肆掠劫,后由监军卫瓘收拾稳定局势,因其参与诬谄邓艾,遂派护军田续追杀邓艾父子于绵竹(今四川德阳)西。邓艾在洛阳的余子也被诛杀,邓艾妻和孙子被发配到西域。

    泰始元年(265年),晋王朝取代了魏。司马炎下诏书说:“从前太尉王凌阴谋废齐王,而齐王最终不能保持帝位。征西将军邓艾,居功自傲,失去品节,应处死刑。但下达诏书之日,邓艾遣散人众,束手受罪,与那些贪生作恶的人,确有不同。今大赦可以还城。如果没有子孙的可以为之立嗣,使祭祀之礼不绝。”

    泰始三年(267年),议郎段灼上书,替邓艾不平。

    泰始九年(273年),司马炎下诏书说:“邓艾创立功勋,束手受罪而不逃脱处罚,他的子孙也沦为奴隶,我常常同情他们,可任命他的亲孙子邓朗为郎中。”算是为邓艾平了反。

    邓艾在西部时,修筑界墙关塞,建立城堡。泰始年间,羌人发动大叛乱,多次杀害刺史,凉州道路断绝。官吏百姓之所以能够保全,全靠邓艾当年修筑的城堡。

    详细点击:【三国:邓艾(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军事家、将领,灭蜀头号功臣)】

  • 李自成墓址

    李自成墓座落在通县九宫山北麓,原墓围多古木,墓为长形土坟。坟北面有一几近湮没于土中的小块石碑,镌“李自成坟”。清末有俗语:“皇帝坟,似蛇形,越长越长,墨青墨青。”(注:“墨青”一指坟周草木葳蕤,一谐“灭清”。)

    1928年,国民革命军14军49师师长岳森至此凭吊,以高六尺、宽二尺,厚四寸,上镌楷书“李自成之墓”石碑更换原碑。

    1955年6月,县文化科函请省文化局拨款修缮李墓,并由县人民政府主持重修。其时,掘墓验视,土丘之下,有棺室,室内仅存近似尘土的黑色物质一线,锈蚀马钉数颗。据当年参与培修的罗雄飞介绍:在50年代召开民间文学创作会时,有一姓王的农民说,李自成是由他们王姓人安葬的。

    培修墓座南朝北,占地300平方米,沿石基边缘,砌有一米高八方形块石护拦,墓葬位于石基中央,高约1.5米,全为块石结构。墓顶竖2.5米高石碑,呈棱台形,阴刻郭沐若亲笔所题“李自成之墓”,墓正面刻有郭沫若撰墓志;左刻时任省委书记王任重题词:“李自成是一位农民革命的伟大领袖”;右刻时任县长李仲秋撰“李自成之墓记”;后则放置原碑,陵墓四周,青松翠柏挺立,奇花异草相依。

    1971年,湖北发电机厂在此处建厂,遂将墓依原样向东迁徙300米。工人在墓周植树,维护修缮。1991年因大雨,山体滑坡,墓遂倒毁。

    1996年10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再度策划培修李墓,1997年4月竣工。墓建于九宫园艺场内,依原式样扩大,墓高9.5米,其中墓碑高4.8米。全墓用广西白、蒙古黑、石南青等大理石砌成,增刻县委书记熊传经,县长阮英梓撰“重修李自成墓记”。

    李自成行宫

    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后,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来。行宫构思精巧,造型别致,主要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是陕北别具一格的宫殿园林旅游区。行宫内还设有米脂妇女革命史迹展。

    当地政府对行宫进行了修葺,恢复了原来规模和景观,并建立李自成纪念馆介绍其生平事迹,正殿中安放着李自成的玻璃钢铸像。

    详细点击:【明朝: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 杨阜经常看见魏明帝戴着绣帽,穿着半袖的缥绫衣服。他就问明帝:“这是行的什么礼仪呢?”明帝默不作答,但是后来不按礼法穿朝服就不敢再见杨阜。迁任将作大匠。

    魏明帝大兴土木,选美女以充后宫,还不断出宫到禁囿中巡猎。这年秋天,一场大雨,加上罕见的雷电,竟劈死很多鸟雀。杨阜上书说:“我听说君主圣明,群臣都敢直言不讳。唐尧、虞舜都是圣明的君主,他们公开叫群臣提意见,征听劝谏。大禹多创功业,而自己的宫室却很窄小;成汤王遇上旱灾,把责任归在自己身上;周文王用礼法感化妻子,汉文帝崇尚节约,着布衣。所有这些,都是能听取好的建议,为子孙后代谋虑的举动。臣愿陛下能奉行武皇帝开拓的伟业,恪守文皇帝始终如一的传统,向古代圣贤的善政看齐,力避末代帝王放荡亡国的恶政。所谓善政,即指崇尚节约,重视百姓的生产;所谓恶政,即指随心所欲,任意而为。臣愿陛下细心考察古代治世所以明达、古代末世所以衰弱以至灭亡的历史原因,对于近代如汉末的巨大变故有所省悟,就可以引起警惕了。假使汉桓帝和汉灵帝不废弃汉高祖的法则以及文帝、景帝的恭俭品节,那么即使我太祖曹操再英明伟大,也无施展才能的机会。而陛下哪还有机会位居帝王呢?当今吴、蜀还未平定,在外还有大军,愿您要三思而后行,进宫出宫要慎重。以古代的成败来作为治理朝政的借鉴,说来容易,但确实关系到成败大事。刚刚下过大雨,暴死的生灵很多。雷电如此厉害,以致击死麻雀。天地神明,把帝王作为它的儿子。凡是政治有所失当的,它就会降灾谴责。应该深刻反省自己,这是圣人的教导。愿陛下在事前就早做思考,在事情初露端倪时就谨慎对待。效法汉孝文帝让汉惠帝的后宫佳丽出去嫁人的办法,把刚选进的美女放出宫去。不久前征入宫的小女孩,我听说不太温驯,应该作长远打算。

    建宫室和制作器物,一定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尚书》说:‘九族和睦,万国也就协和了。’凡事应考虑周全,拿出妥善的方法,精心计划,以便节省费用。如果能平定吴、蜀,则君民同乐。如此以往,祖先也会欢心,尧舜恐怕还得妒嫉呢!今后应开启信义于天下,安抚百姓,用以昭示边远之人。”当时雍丘王曹植怨言深重,认为各藩王之间,城府太甚,所以杨阜又上书,略陈九族亲戚的大义。魏明帝下诏回报杨阜说:“看过密表,先是陈述古代明王圣主业绩,用以讽刺时政,言辞恳切,心地坦诚。我退思补过,将有所匡正,会悉心考虑的,你能苦言衷告,我尤为赞许。”

    后来迁任少府。公元230年(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率兵伐蜀,因天遇大雨,不得前进。杨阜上疏说:“从前周文王时有赤乌出现,是种好的征兆,但他忧虑得时至黄昏还顾不上吃饭。武王伐纣时,有白鱼跳进船里,君臣都为之变色。行动时有吉祥征兆出现,他们尚且忧虑不已,更何况有灾异情况,怎能不恐惧呢?而今吴、蜀未平,而天灾不断,陛下应当深以反省,专精应答,侧席而坐,用以昭示德行,对内则崇尚节俭。大军刚刚出发就遇上大雨,被阻隔停留在艰险的崇山峻岭之中,已经有很多天了。转运粮草很艰辛,负荷重,费用特多,如果不能提供后继,一定事与愿违。《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然将大军在山谷中困着,进退不得,这不是用兵之道。武王见白鱼跳船而还师,殷商最终还是被灭掉,因为武王知道天意。而今年歉收,百姓饥苦,应发布告示,减少宫庭中食物和衣服的花销,技巧珍玩之物,都可以免掉。从前邵信臣生活在太平时代,但还是奏表,要求减省多余的食物。而今军用不足,更应节俭。”明帝下诏让各路大军班师回朝。

    后来明帝下诏,让大臣议论哪些政治措施不便于民。杨阜认为:“好的政治在于任人唯贤,使国家振兴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如果置贤于不顾,只用自己的亲信,这是最坏的政治。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宽敞的宫殿,高高的台榭,妨害人民正常的劳作,这是伤害农业生产的。那些工匠不务正业,而是竞作奇巧,以迎合皇帝的私欲,这是最为危害国家的根本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当今官吏不论雅俗与否,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不了解统治的基本原则,只是喜好烦琐和严厉,这是最为乱民的办法了。当务之急是要根除上文提到的‘忘治、害农、伤本、乱民’的四个弊端,昭示于公卿百官与各州郡及藩国,推举贤良方正、朴实敦厚的士子,这是求取贤人的一个重要办法。”杨阜又上书要求那些失宠宫人出宫,于是召集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御府吏恪守过去法令说:“这是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对这个官吏处以杖打一百的惩罚,并训斥说:“国家从不把九卿排在国家机密之外,难道还有让小吏知道的秘密,而不让九卿知道?”明帝闻讯后更加敬畏杨阜了。

    明帝的爱女曹淑,不幸夭折。明帝哀痛不已,追封她为平原公主,在洛阳专为她修庙,把她埋葬在南陵。明帝要亲自送丧,杨阜上疏说:“文皇帝、武宣皇后死时,陛下都未送葬,因为以国家为重,以备有变。为什么为一个小孩去送葬呢?”明帝没有听从。

    明帝在许昌营建新宫,又在洛阳修建宫殿观阁,杨阜上疏说:“尧居茅屋而天下安居,禹住低宫而百姓乐业。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人为自己建造高大华丽的宫殿而劳民伤财的。夏桀修筑璇室、象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结果亡国丧身。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结果身受其祸;秦始皇营造阿房宫,结果殃及儿子,天下背叛,帝位仅传到二世就亡国了。凡是不顾惜老百姓只图自己快活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陛下应当效法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吸取夏桀、殷纣、楚灵、秦始皇的教训。高高在上,当修德行。要谨慎地守护王位,才能继承祖业。否则,巍巍皇权,岌岌可危。不早晚警惕,抚恤臣民,仍自我逸乐,崇尚华丽的宫室,则必有颠覆危亡的灾祸。《周易·丰卦》说:‘盖起大屋,遮蔽家人,从外望进去,好像没人。’大王应以天下为家,说大屋无人,这是灾祸的征兆。而今吴、蜀二贼联合,危害国家,十万大军,东西奔走,边境无安宁之日。农民不能从事生产,面有饥色。陛下不忧虑这些大事,而是大兴土木,无休无止。如果国亡而我们大臣都能活下来,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君王为首领,大臣为肢体,存亡一体,生死与共。《孝经》说:‘天子有敢于直谏的大臣,只要七人,那么即使他治国不当,也不会失去天下的。’我虽然愚笨怯弱,但又怎敢失为臣的本分呢?言语不切直,就不能感动陛下。如果陛下不听劝告,恐怕祖先打下的天下会败亡的。假如让我身死,而能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我虽死犹生。我这是在敲着棺材劝谏,等待杀戮。”明帝为他的忠言所感动,亲笔写诏书作答。

    每当朝廷会议大事,杨阜总是侃侃而谈,以天下为己任,反复谏诤,明帝不听,于是他反复乞求辞职,未得允许。杨阜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孙子杨豹继嗣。

    详细点击:【三国:杨阜】

  • 岑参游河朔的时间 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岑参“西征”本事及其他边塞经历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岑参的隐居问题 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岑参的交游 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

    详细点击:【唐朝:岑参(盛唐边塞诗人的代表人物)】

  •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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