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朝黄琬著名人物介绍

    汉朝黄琬史书记载

    中文名:黄琬,别名:黄子琰,国籍:东汉

    黄琬(141年—192年),字子琰。江夏郡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北)人。东汉中后期名臣,尚书令黄香曾孙、太尉黄琼之孙。早年时即聪慧善辩。后任五官中郎将,因公平选举而得罪权贵,被诬陷为朋党,遭禁锢二十余年。直到光和(178年—184年)末年,才为太尉杨赐举荐,解锢拜为议郎。迁青州刺史,转任侍中。中平(184年—189年)初年,出任右扶风,征拜为将作大匠,历任少府、太仆。后出任豫州牧,讨平寇贼,安定一州,政绩为天下表率,封关内侯。董卓秉政之时,征召黄琬入朝为司徒,又迁太尉,进封阳泉乡侯。因与杨彪一同反对董卓迁都长安而被免职。不久拜光禄大夫,转任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等共同谋划诛杀董卓。李傕、郭汜攻入长安,收黄琬下狱,不久即遇害,时年52岁。概述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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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朝黄琬史书记载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续后汉书·卷十二·列传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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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询政治

    隐忍蓄势

    从汉昭帝即位起,到刘贺即位(史称汉废帝)短暂的27天,再到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初,朝政几乎全部掌握在霍光手里。霍光把持国家的权柄,生杀予夺皆在其手中。昭帝时的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以及丞相车千秋的女婿少府徐仁都因冒犯霍光的意旨而被下狱处死。乐成这样的小户人家子弟因为受到霍光宠爱,官至九卿(少府),爵为列侯。百官以下只事奉霍光的家奴冯子都、王子方等人,根本不把丞相放在眼里。

    此外,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都是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掌握胡、越兵权;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是长乐、未央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霍光兄弟的女婿及外孙都有资格参加朝会,担当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的官职。霍氏党派亲族连成一体,盘根错节地占据了朝廷。

    霍光从汉武帝后元二年以来至汉昭帝元平元年,一直总理朝政,已成为汉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直到汉宣帝登基以后,才归还朝政。

    汉宣帝在民间时就听说并知晓霍氏尊贵强盛日子长久,心中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一即位,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所以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觉得心里很害怕,如“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陪乘,汉宣帝就比较安逸自在,身体舒展自如,感到非常安全亲近。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汉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力单势薄,仅凭着一个皇帝的称号是不能和羽翼丰满的霍光相抗衡的,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在即位伊始,当霍光辅政以来首次表示要还政于皇帝时,汉宣帝回绝了,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赏霍光的才能。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先报请霍光,然后再奏知他本人。事后他还专门下诏褒奖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户。每次上朝,汉宣帝都给予霍光以极高的礼遇。汉宣帝的这一系列行为对于消除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缓和朝廷内部潜伏的政治危机,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良好政治气氛起到了极其明显的积极作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免于变成“昌邑王第二”。

    武帝庙乐之争

    汉昭帝末期,匈奴就派使者到乌孙国,想得到嫁到乌孙的汉朝公主,又攻打乌孙国,攻取了车延、恶师等地。嫁到乌孙的汉公主上书汉天子求救,汉朝把这事下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没能决定怎么办。这时,汉昭帝驾崩,汉宣帝继位,乌孙国首领昆弥又上书汉天子,说:“我们接连被匈奴侵伐削弱,我愿意把国中一半的精兵共有五万人马都拿出来,尽全力反击匈奴,希望汉天子派兵,救救公主!”

    本始二年(公元前七二年)五月,即位两年的汉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的诏书,其中强调了孝武皇帝自己躬行仁义,而又威武迅猛,北上征讨匈奴,单于逃得远远的,南下平定氐羌、昆明、瓯骆两越,向东平定了菱、貉、朝鲜,开拓了大汉疆土,设立了郡县,各个蛮夷之国也都臣服,通好的使臣不请自至,珍贵的贡物陈列在宗庙中的功绩。

    汉宣帝要求丞相、御史与列侯、二千石(年俸二千石的官员)、博士讨论武帝的“尊号”和“庙乐”。群臣莫不赞成,唯独长信少府夏侯胜发表了惊人的反对意见:“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不宜为立庙乐。”

    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带头声讨夏侯胜“非议招书,毁先帝”的罪行,定性为“大逆不道”;又揭发丞相长史(丞相府秘书长)黄霸事先知道夏侯胜的观点而没有举报,犯有包庇怂恿之罪;两人都被捕入狱,直到本始四年(前70年),夏侯胜被赦而担任谏大夫给事中,黄霸担任扬州剌史。

    此后大臣们很快拟定方案:六月庚午日,尊汉武帝的庙号为世宗庙,在庙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武帝生前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约占全国郡国的一半)都建立世宗庙,像高祖(刘邦)庙和太宗(文帝刘恒)庙一样。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国实行。为庆祝这一重大决定,特地给全国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级爵位,并赏赐酒肉。

    随后在这一年秋天,宣帝动员与选派关东轻车锐卒,还挑选各郡国位在三百石的强健而谙于骑射的吏员,都从军西征。命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 与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共为五将军, 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符节指挥乌孙兵,出击匈奴。最后俘获了单于的父辈以及嫂辈、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军以下三万九千多人,抢得马、牛、羊、驴、骡、骆驼共七十多万头,匈奴部队连死带伤而减去的人数以及因远途迁徙而死亡的牲畜不可胜数,匈奴因此衰败损耗。

    从这起事件中,深究一番可以知道, 为汉武帝立庙一事确实是汉宣帝初即位时的一招好棋。根据中国古代传统,立庙是“正统”(嫡系子孙)的责任,而主丧、主祭亦是宗子才能行使的权利。所以古代皇帝驾崩后,一定要太子(或事先选定的继承人)在灵柩前即位,然后才能主丧,为大行皇帝发丧。宣帝即位时虽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他不可能为先帝主丧。但由于汉昭帝未出临武帝葬礼、又未能为武帝立庙,因此汉宣帝以为武帝立庙的方式来宣示自己才是汉武帝的嫡系遗脉(戾太子是武帝的大宗之子——嫡长子),用来与以庶出少子身份即位的昭帝区别开来,显示自己才是继承汉武帝事业和遗志的正统,自己的继位是天经地义并且完全合法,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并借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同时在以孝治天下的西汉,宣帝此举也示为武帝尽孝。

    而《汉书·郊祀志下》也因此记载:【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

    其实早在昭帝初即位的始元元年春,燕王刘旦就已派中大夫到京师长安上书,请求在各郡县为孝武帝立庙。呈奏上去,使者回报燕王说皇帝看过了。当时大将军霍光执掌朝政,赏赐了燕王钱三千万,并对燕王、广陵王刘胥以及鄂邑长公主各增加封邑一万三千户,从此再不提立庙一事。时隔十六年,霍光对宣帝之举并未抑或无法表示反对。当出现夏侯胜反对的局面后,汉宣帝顺势将其下狱,震慑朝臣,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如此既表达了对先帝的孝心,又标榜了自己的正统嫡系的身份,初步确立了在朝廷上的威信,真是一举而三得。

    而肯定了汉武帝征伐四夷的举措,汉宣帝也因此在随后三个月兴兵征讨匈奴,扬汉国威。

    而由此可见西汉晚期刘向说汉宣帝“聪明远识,制持万机”在汉文帝之上,绝非虚言。

    自丰羽翼 平乱定鼎

    汉宣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汉宣帝亲临葬礼,按皇帝葬制的规格埋葬了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的官职领尚书事。与此同时,汉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御史大夫魏相,让魏相以给事中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做了丞相。继而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汉宣帝深知,霍光虽已去世,但霍家的势力还很大,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尤其是兵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真相也开始慢慢泄露出去。为此,汉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长乐宫)、西宫(未央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兵权。又把霍光的两个外甥女婿、孙女婿调离了中郎将和骑都尉的位置并收回官印,让自己的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群臣百官进见皇上可以独自往来,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起来。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实权被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汉宣帝的手中。

    面对汉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先是不满,后来惶恐不安。霍家人知晓了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真相后,开始有了邪谋。霍云的舅舅李竟的好友张赦见霍云家族岌岌可危,建议李竟通过霍显告诉上官太后,先杀死当权的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进而罢黜皇帝。长安男子张章告发了这件事,宣帝就把此事交给廷尉处理。执金吾拘捕了张赦、石夏等人,宣帝看重上官太后的面子,下诏制止,不准拘捕,未予深究。霍山等人更加恐慌,害怕时间久了被追查问罪,决定先动手。秋七月,霍氏欲图借上官太后之手杀死宣帝亲信、罢除天子而立霍禹为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霍氏相约定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宣帝就任命霍云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霍山又因为抄写宫禁秘书犯法,显为此上书表示愿献出城西的宅第及一千匹马用以赎霍山的罪。宣帝在奏书上只批复知道了。就在这时,他们密谋的事被发觉,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捉到,霍禹被腰斩,显及她的几个女儿兄弟都被处死。与霍氏相连的数千户人家被诛灭。宣帝随即下诏公开此事,所有被霍氏所连累的人,如果事情发生在丙申日以前,还没有发觉报官在押的,一律赦免。八月已酉日,废霍皇后。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汉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汉宣帝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可以大刀阔斧的施政了。

    汉宣帝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整饬吏治,加强考核

    汉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对于郡太守,汉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如胶东相五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汉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 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为政宽简,惩治贪腐

    汉宣帝兴于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汉宣帝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地节三年(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五凤四年(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实行汉家制度

    《汉书·元帝纪》载: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汉宣帝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汉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在位年号

    本始(4)公元前73年—公元前69年

    地节(4)公元前69年—公元前65年

    元康(5)公元前65年—公元前61年

    神爵(4)公元前61年—公元前57年

    五凤(4)公元前57年—公元前53年

    甘露(4)公元前53年—公元前49年

    黄龙(1)公元前49年—公元前48年

    刘询军事

    降服匈奴

    自马邑之谋(前133年)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终至漠北之战(前119年)击败匈奴,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

    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前71年)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神爵二年(前60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匈奴款塞、单于来朝”成为宣帝朝的一大盛事。

    囊括西域

    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日逐王归降之际,汉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本始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

    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前68年),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

    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15000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

    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汉朝版图,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实现。

    从此以后,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地,终属华夏之疆、中华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与汉争锋西域,以前设置的僮仆都尉,也灰溜溜罢废了。

    大破西羌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宣帝遣赵充国讨伐,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汉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汉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汉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汉宣帝笑着答应了。

    于是,赵充国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三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了形势,建议防事变于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得到宣帝的赞赏。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他就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这时,他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这对当时支援频繁的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响到后世。

    刘询经济

    调整经策,整顿工商

    汉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抑制兼并,轻徭薄赋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假民公田)。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相关背景:“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实施方案

    汉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意义

    汉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刘询文化

    兴盛《谷梁》

    汉宣帝帝继昭帝时期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

    汉武帝时,尊崇《公羊》,诏令太子刘据学《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兴盛。而刘据通晓后,又私自请求《谷梁传》而喜欢它。汉宣帝即位,听说祖父喜欢《谷梁春秋》,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都是鲁人,说谷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当兴学《谷梁》。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公羊》多不被赞同。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经义核对,多赞同《谷梁》。汉宣帝亲自进行审定,于是设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 谷梁《春秋》博士。从此《谷梁》学大为兴盛。

    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颁行《史记》

    太史公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渐渐流传开来。杨敞与司马氏育有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最先看外祖父写的《太史公记》,对《春秋》也很熟悉,因为有才能得到人们的称赞。杨恽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名显朝廷,被提拔为左曹。霍氏谋反,杨恽先听说了,通过侍中金安上禀告皇帝,于是皇帝召见杨恽,让他禀报霍氏谋反的事。霍氏家族服罪被杀,杨恽等五人因为举告有功赐封爵位,杨恽被封为为平通侯,迁升中郎将。

    杨恽看到此时朝政清明,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史记》得以公布开来。

    详细点击:【汉朝:刘询(汉朝第十位皇帝)】

  • 毌丘甸(guan qiu dian)(?-255年),字子邦,三国时期河东闻喜人(今山西.运城.闻喜),镇东将军毌丘俭之长子,三国时曹魏官员,为治书侍御史。曹芳被司马师逼迫退位后,促使父亲毌丘俭叛乱,并发兵离开洛阳,但不久便被杀害。

    详细点击:【三国:毌丘甸】

  • 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

    相片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近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至今已出版论著50余部、论文400多篇。

    根据先生自己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

    敦煌学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959)

    《选堂集林.史林》(1982)

    《甲骨文通检》 1.敦煌学:代表作有《敦煌书法丛刊》

    《敦煌本老子想而注校笺》

    《敦煌曲》(合著)

    《敦煌琵琶谙》

    甲骨学

    代表作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甲骨文通检》(主编)

    《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

    词学

    代表作有《词集考》

    《清词年表》

    《全明词》

    史学

    代表作有《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九龙与宋季史料》

    《选堂集林·史林》

    《潮州志汇编》

    目录学

    代表作有《潮州艺文志》(合著)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

    楚辞学

    代表作有《楚辞地理考》

    《楚辞书录》

    《楚辞与词曲音乐》

    考古学

    《唐宋墓志》

    《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合著)

    金石学

    《新加坡古事记》

    书画

    代表作有《画(国画史论集)》

    《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

    此外还有大量书画艺术作品。

    潮州志

    1946—1949年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由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补编重刊,编印工作业已告竣,于8月3日正式出版,为建设文化潮州献上一份厚礼。

    重刊的《潮州志》是一部鸿篇巨著,全书按1949年已刊行版式编为10册,4400页,230多万字,合为《古瀛志乘丛编》一大集,将于向海内外发行。重刊的《潮州志》补编卷首一册编入4篇序文:民国时期曾任铁道部长、广东省文献会主任叶恭绰1949年夏撰写的《潮州志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2004年8月撰写的《重印〈潮州志〉序》,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2004年7月撰写的《重印饶氏〈潮州志〉序》,饶宗颐2005年6月撰写的《重刊〈潮州志〉序》。

    学术方面

    饶氏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可简明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本世纪的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研究,一个大的趋向即如何在乾嘉诸老的基础上再向上一层。向上之路,依学者个人的天资禀赋与治学风格、学术背景的差异而呈现不同面貌。饶宗颐经其特殊的个性聪明才智,正是处于此一学术潮流中的前线人物,其成绩足以与当代名家相颉顽。

    (二)、由于1949年至1978年的特殊时代因素所造成的闭关锁国状况,尤其是文革十年动乱对于中国文化的践踏,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缺乏应有的成就与活力。而这一段时期,正是饶氏学问生命的精进期,也正是他成长为中国与海外汉学研究不多的桥梁人物之一的时期。譬如,一九五六年,饶宗颐发表《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伦敦所藏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其后不久,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即以此书教授诸生,以至引发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在二十一世纪的“东学西渐”史中,饶宗颐是一个重要的开风气的人物。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东学西渐必资延续下去的话,饶宗颐的学术位置亦将因此而显出其重要意义。

    (三)、饶宗颐在学术上与艺术上的造诣均达到一定水准,他集学问与艺术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为当代罕有的国学名人。同时,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圆融、和谐的特点。整个二十世纪,一般知识人都觉得一定要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新派”与“旧派”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却没有一种焦虑与困惑。他的世界里,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古代与现代之间没有裂罅。饶宗颐的学问、艺术与文化人格、与香港一地有极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缘所造就的学术文化史现象。这一范式所树立的标格,将对于未来的中国学术具有重要启示意意义。

    绘画、书法

    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

    饶宗颐教授的书画艺术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文人书画的优秀传统,充满“士夫气”,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学者型”书画艺术家,他的山水画写生和人物白描,独具一格。他的国画题材广涉山水、人物、花鸟,有传统流派的摹仿,有世界各国的风光写生,更有自成风格的创作。书法方面,植根于古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各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壳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真草隶篆皆得心应手,从大幅中堂、屏条、对联到方寸空间小品,风格多样,而沁人心扉的书卷洋溢于每件作品之中,是名副其实的文人书画。

    饶宗颐教授先后举办过多次书画展,出版了很多书画集,每次都引起轰动,引来无数赞誉声,他的作品已为世人所共知,并成为书画收藏家搜寻的对象。早在1994年9月7日《饶宗颐教授书画展》在北京中国书画研究院展览馆揭幕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亲临剪彩,首都各界知名人士有200多人出席,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给予了重点报道。

    音乐方面

    除了诗词和书画,饶宗颐也懂得音乐。音乐文学以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饶宗颐的重要学问领域,于此建树甚多。然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史方面的学者,还是一个资深的古琴家。饶宗颐蓄有古琴数张,其中一张是北宋郭之所藏“万壑松”琴,关于这琴他曾有《凄凉犯》词咏其事。早年由于研究词曲音乐的关系,饶宗颐对于古琴艺术渐渐入迷,50年代从岭南古琴名家容心言先生习指法,终有所成就。并对琴谱、琴史产生研究兴味,在这方面也有大成,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此文可谓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古琴艺术发展的断代史,发表后为海内外学者和古琴家所传诵。

    详细点击:【近代:饶宗颐】

  • 公元222年(黄初三年),魏文帝曹丕来到宛城,派夏侯尚率军与曹真共同围攻江陵。

    孙权派诸葛瑾与夏侯尚隔江对峙,诸葛瑾带兵渡河到了江中小洲,而将水军分散在附近江面上。夏侯尚夜里用许多小船,运着一万多步、骑兵,从下游悄悄地过河,攻打诸葛瑾的各路军队,烧他们的船只,水陆两路夹攻,击败了诸葛瑾的军队。江陵城尚未攻下,适逢瘟疫蔓延,曹丕诏令夏侯尚回师。又增加食邑六百户,加以前历次分封的,共计一千九百户,又假之以斧钺,进而为荆州牧。荆州地面荒凉残败,又与少数民族接壤,东面隔汉水与东吴相望,那里的百姓大都居住在江南。夏侯尚攻占上庸后,以此为通道,向西推进七百余里,山民及少数民族都来投奔他,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向他投降并归附于他的有数千户之多。

    详细点击:【三国:夏侯尚(三国时期曹魏武将)】

  • 天嘉元年(560年)二月,王琳兵败,携妻子奔北齐。三月,吴明彻被封为都督武沅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武州刺史,其余如故。八月,北周司马贺若敦率军万人进攻武陵,吴明彻见众寡不敌,便率军巴陵,并于双林破周军一部。

    天嘉三年(562年)闰二月,江州刺史周迪反叛。三月,陈文帝以吴明彻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领豫章太守,总督众军征讨周迪。但因吴明彻雅正刚直,使其内部人心不和。九月,吴明彻至临川攻周迪,未克。文帝闻后,便派安成王陈顼代替吴明彻,令他还朝。不久,授镇前将军。

    天嘉五年(564年),吴明彻迁镇东将军、吴兴太守。临行前,陈文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吴兴虽然只是一个郡,但它是朕的故乡,很重要,所以把它交给你。要尽力啊!”后陈文帝患病,吴明彻拜中领军。

    天康元年(566年)四月,陈文帝去世,陈废帝即位,以吴明彻为领军将军。光大元年(567年)正月,吴明彻迁丹阳尹,仍下诏以甲杖四十人出入殿省。二月,时到仲举假造诏令欲作乱,被毛喜知道,安成王陈顼疑惧,便派毛喜和吴明彻谋划此事。吴明彻对毛喜说:“嗣君居丧,日常纷繁的政务不免有过失,外临强敌,内有大丧。殿下亲近之人比周、邵还真诚,品德高过伊、霍,社稷最为重要,希望殿下能把到仲举的奏章留在禁中不批示,好好计议,千万不要过于疑忌。”

    详细点击:【南北朝:吴明彻(南北朝时期陈朝将领)】

  • 1831年,石达开出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北山里那邦村,客家人,原籍广东和平县,父亲石昌辉,母亲周氏为壮族人,有两妹一姊,无兄弟。石达开幼年丧父,八、九岁起独撑门户,务农经商之余,习武修文不辍,十三岁时处事已有成人风范,因侠义好施,常为人排难解纷,年未弱冠即被尊称为“石相公”。

    详细点击:【近代:石达开(享有“北腿之杰”美名的戳脚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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